乡镇志和村史编纂小议

自从2021年1月参加《乾江历史文化探略》初稿的评审会后，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乡镇志和村史的编修如何更好地体现乡土性？

作为乡镇志或村志，囿于材料较少，自然不可能像县志、市志那样面面俱到，篇目必定要有所取舍，抓住特色尤为关键。就北海市的情况而言，较为重要的有营盘镇白龙社区的合浦珍珠、山口镇永安村的明代卫所军事移民、廉州镇乾江街社区的晚清以来文教、曲樟乡璋嘉村的客家文化、闸口镇仙人桥村的宋代廉州钱监等。这几个点都是较为适合编修村志或社区志的，不过，相对而言，可能永安村的基础条件较好。

合浦珍珠的记载虽然屡见于史籍，但能够确定与今日的白龙直接相关者不多，合浦古珠池的分布位置也不止白龙一处。乾江街社区的资料以清代之后居多，且多由耆老口述整理而来，用的时候还需多加考辨。璋嘉村现有不少传统客家风格建筑，可谓“凝固的历史”，但文献记载的梳理多依靠族谱，而族谱的可靠性有待商榷。仙人桥村的历史记载较为单薄，只能依赖仍在发掘的考古资料。永安的情况则不同，它是明代廉州卫下辖的永安守御千户所的驻地，军事地位重要，其记载屡见于明清两代的《廉州府志》，有着较为丰富且可靠的文献记载作为依托，于子楼的《永安史话》因此而成。明代廉州卫军户世系的记载在别处地方的志书中也有体现，互为印证。就我目力所见，江浙一带的旧志在记录本地军户的世系时，常有提及某军户前几代祖先曾在廉州卫驻防，后来才调回来。这类记载还有赖系统整理，实现史料的尽可能丰富。

此外，村志或村史的编修还需要注意一些对于村民来说十分重要的生活细节，如该村何时通电、何时出现自来水、何时普及燃气灶。这些时间节点对于乡镇志的编修来说或许过于琐碎，但对于村志或村史来说，却是乡村生活的巨大变革，是村民真切的生活感受。乡镇志的选点则应注意选取较为典型者，而不是出于史料丰富的考虑选择县城驻地的乡镇。在乡镇志具体的编修过程中，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我认为，北海市较为适合编修乡镇志的镇为石康镇。一是该镇已编有一本内部资料；二是石康在北宋开宝五年（972年）到明成化七年（1471年）间为石康县，历史记载较多，尚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内容。如之前为修《合浦县志》（1994年版），文史工作者已对石康县的建置沿革作了一定探讨，形成很多文章；但这些文章鲜有注意古代合浦县和石康县并存时，两县的分界线在哪？即在旧“合浦县”（今北海市和浦北县）范围内，今日的哪些乡镇在过去是石康县管的，哪些又是合浦县管的。若无永安村文庙出土的一块进士名录碑刻，谁又会想到永安城在明代前期是石康县辖地呢？乡镇志的编修宜有效呈现这类“时空错位”，让读者能够将志书所载与自己日常生活的熟知对应起来，获得更亲切的感受。

除上文提及的特色外，我认为村志或村史的编修还可以在方言文化上大做文章，其代表者为福成镇西村，也就是老百姓日常语境中的“竹林”。目前仅有1次较为系统的西村方言调查，调查者是广西民族大学的王宗孟教授，但其成果在《合浦县志》（1994年版）中未能有效呈现，一笔带过。西村方言的母语使用者自称说的是“什兼话”，而周边说其他方言的人群通常根据西村方言的粗口“波米”来称呼该方言。我曾在2021年12月初步到西村探访，发现这是一种很有特色的方言，较为典型的语音特征体现在中古汉语的遇摄（摄为音韵学名词，“遇摄”可以简单理解为与“遇”字同韵母的一组字），在今西村方言中多读ai，通俗来说，就是什兼话“五”与客家话“我”同音，这个特征在国内的汉语方言较为少见。在完成什兼话语音、词汇、语法的调查后，村志的编修倒也不必像通志那样单独设立使用国际音标记录的方言篇章，我们可以选取语料来丰富现有的《西村志》初稿，如在记录本地的动植物时，采取先学名后俗名的方式，寓方言调查成果于各部分内容行文间。同时，在记录本地特色的歌谣、谚语、歇后语时，尽量减少雅化加工，原原本本地记录口语，留下乡音、记住乡愁。

这种以语料为史料的修志方法不但适用于存在特色方言的村，同样也适合其他村：即便是学界已经做过调查的大方言，任何一个没有调查过的点也是有意义的。同一方言内部，村民往往对于人体名称、动植物名称等“细微”事物的称呼不同，这些都可以在村志或村史中反映出来，或许正在推动编修的记录合浦县石湾镇兵岳村历史的《兵岳村志》可以尝试之。无论如何，村志编修中以方言为载体的地方文化特色的呈现，无疑是有意义的。

（作者为北海人，历史学硕士，北海市社会科学专家。）